---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0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70年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也70年了。然而，知道后者的为数很少；知之者中，对此持轻率态度的又居多。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那是“照抄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是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第二，内容“肤浅”、“庞杂”。偏见和麻木使中国的新闻学如此轻视自己的历史，这在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是少见的。久而久之，年轻一代的新闻学研究者能够面向世界，却几乎忘掉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历史足迹。但是，时间无法消灭过去。处在中国文化氛围内的新闻学，只有了解自己从何处来，才可能真正知道往何处去，特别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当今，用历史的观念观照新闻学，对以往重新评价，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

                     新闻学从启蒙到创立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自公元前841年至清末，只有太史采风、兼听天下、通达民隐、教化蚁民等等一整套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以及使国人引以自豪的古老的邸报。16世纪以来的现代新闻学观念，对封闭的中国来说，是海外妖言。邸报的钦定性质，使任何读者都必须把它视为神圣和永远没有错误。因而，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论（1842年）中就不无讽刺地说：“请给我们一种完善的报刊，这种报刊的原型好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存在了。”（1）同样基于这种对中国“报刊”性质的准确认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亵渎邸报列入了“大逆罪”。

    显然，现代新闻学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和创立，从逻辑上看，是纯粹的“西化”过程。但在强大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面前，这个过程的开始，却几乎表现为“东化”。这种“东化”，从最早的几家外国传教士办的中文期刊的发刊词（上个世纪10--30年代）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传教士们谙练孔孟之道，满口“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穷至事物之理焉”；“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2），等等，而所要宣达的西方新闻学观念，则淹没在这类中国传统的说教里了。这个时期，中国依然被怡然自得的天朝心态笼罩着，统治者对几本期刊在大陆的传播，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意。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形势改观了。当中国的文人们还没有清醒过来的时候，马克思对中国已经看得很透了，他写道：“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3）如果说马克思讲的“旧中国”是指清王朝，那么他的预见是天才的；如果他同时也理解为旧中国的传统和黄色文明的迅速解体，那么他就太性急了。现代新闻学在中国立足的艰难过程，足以说明这一点。

    朦胧地意识到中国古老的交往体制面临危机的，首先是一些较多地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文人。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他们向西方寻求现代新闻学的观念，撰写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着手创办国人自己的现代报纸，以尝试自强御侮的新方法。图强意识和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唤起了新闻学的启蒙。但是，这种启蒙还必须依赖于天朝心态这根思想支柱。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尽管可以用许多赞美的词汇描述西方新闻事业的发达和交往的开放，但却都把这些视为“仿于中国之邸抄”（汪康年），“抑亦乡校之遗意也”（王韬），“窃取我中国作誓作诰之遗意，以为传檄露布之先声也”（陈衍）。“西学原本中国考”之类的文字，在早期国人所写的有关现代报纸的论文中，几乎篇篇要加以重复。传统的中国舆论控制的观念体系，在新闻学启蒙中显然居支配地位；为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的一系列“国事”服务，始终是新闻学启蒙的主旋律。在这一总体环境中，即使感到需要发出“危言”，也得以承认“同治中兴”为前提。郑观应的著名论文《日报》（上、下两篇），便是这样囊入他的《盛世危言》的。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早期鼓吹新闻学启蒙的梁启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着眼点。在其“新民说”的新观念下，他摒弃了泰西报纸中国源的旧论（虽然有些含糊），而认为现代报纸与中国的古代采风和邸报性质不同，并为启蒙中的中国新闻学提供了言论出版自由、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新内容，设计了一套通过现代报纸改造国民素质的方案。从新闻学的“东化”到梁启超喊出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梁启超只是一位中国新闻学史上的过渡人物。在他那里，新闻学始终不是“学”，而是“术”；现代报纸和通讯社，只是服务于其政治理想的“器”，一种现代化的新“器”。在他考证报刊史资料时，可以心平气和地讲出邸报与现代报刊的性质差别，而一轮到他宣传自己的报纸作用时，便又把断烂朝报搬出来打动人心：“中国邸报视万国之报纸，皆为先辈，姑无置论。......”（４）即使摆脱了天朝心态，这时的政治依然要求新闻学服务于它的一时需要。梁启超在回忆往事时这样作了结论：“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５）。政治唤起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在中国的启蒙，但达到一定程度，它又会阻碍新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确立。这个矛盾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解决的。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的中国知识群落的兴奋点。随着旧的传统政体解体，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道路被打破，多样化的人生和心灵之路展现在人们眼前，知识群落的兴奋点开始从政治转向文化。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袁世凯和蒋介石两大强权的时空地带，人们在并不自由的时代，获得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得以比较从容地研究学术。对这一时期，不少论著反复谈及“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口号，却忽视了“自由”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相当多的论著把注意力集中到五四是否全盘反传统和西化、中化的论题上，却没有着意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不朽建树；近年的一些论著所重视的五四风云人物几乎是一致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等，但都忘掉了蔡元培--这位具有中国式的温良恭俭让风度、推崇古希腊精神的美育、倡导希伯来平等意识的五四风云人物。

    正是五四时期强烈的自由意识，打破了古老中国学术的大一统和一元化，开启了一个兼容并蓄的学术多元化时代，成就了蔡元培“培国家之大本，立学术之宏论”的志愿，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等等一系列独立的学科和各种学派。中国的新闻学经过40年的启蒙之后，也顺利地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宣告了自己的独立存在。由于它缺乏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根基，与其他学科相比，在中国的独立存在更为困难。只有五四时期，新闻学具有完全独立的品格。

    随着救亡运动的再次兴起和持续，政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为新闻学的主旋律，甚至与之合一。中国的新闻学何以会如此命蹇时乖？它如何以独立的品格重新自立于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林？在此，历史的回顾和分析是必要的。

                      “报馆有益于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新闻学启蒙者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那么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无论是在具体政治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他们从事新闻学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商品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基本上是空白，或者完全“东化”了。

    西方传教士们创办的现代报刊在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以后，国人很自然地是从中国的历史环境角度看待这些外来事物。与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报，但邸报单纯上对下的作用，中国的新闻学启蒙者们是不满意的，于是又想到上古时代的太史采风、谤木谏鼓之类的古训。在他们的思维所能容纳的范围内，虽然所有人都认识到现代报纸“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它的具体运用仅可达到“通上下”这一点。

    上个世纪60年代洪仁?的《资政新篇》，是国人最早论证现代报纸意义的文献，它企图给太平天国革命提示一条摆脱旧的羁绊的新路。大大小小29条改革建议，显示出这位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农民领袖的敏锐眼光。其中第一条，便是“准卖新闻篇”。他写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新闻篇即报纸，暗柜即意见箱）洪仁?并非没有需要和传统的上下为序的意识，终于使他把“准卖新闻篇”的作用归结到“通上下”、“以资圣鉴”这一中国社会的交往模式上。

    尽管政见不同，被清末官方赏识的洋务商人对现代报纸的认识于洪仁?却是一致的。郑观应在他的《日报》（下）中吁请清政府广设日报，他这样写道：“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禅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扁额，以旌直言。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隆无不蒸蒸日上，......将见直道复行于天下矣”。这里，“上呈御览”显然是问题的中心。如果把洪仁?讲的“兴各省新闻官”视为最早的关于报纸监察作用的论证，那么，这种监察和郑观应的思路完全相同。并非是报纸在监察，而是最高统治者通过报纸对官吏臣民的监察。不同点仅仅在于，一位“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这种情形下，报纸依靠“圣上”支持的“独立性”，本身是很可怜的。

    无论如何，能够从“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会的稳固，毕竟是一种觉悟。通上下包括上、下两个方面。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均来自中下层社会，不同程度地属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这一方面。于是，通达民隐和教化百姓成为这些人思考现代报纸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现了“辅教化之不及也”（王韬）、“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梁启超）等等论证。

    然而，即使在最激进的维新派人物那里，这种认识仍然是一种上对下的俯视。传统的“重民”、“民本”思想贯穿其中。试看谭嗣同《<湘报>后叙》（下）的结尾：“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在这段论证中，新的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的认识和周召公、郑子产的治人之术融会贯通，崭新的改革结论与古老的社会阴影相伴生。也许谭嗣同真的象有的评论者说的那样，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够达到的水平，确是欲超出周召公、郑子产，而不得超出。其结论“导之使言”即白话“让人说话”；“口”不属于人，而属于“国”。从民主政治角度看，这里的语态显然都颠倒了。

    与谭嗣同一样，所有新闻学的启蒙者都不是在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现代报纸的。梁启超的著名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语，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心态：“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正是这种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怀，使他们时时处处把现代报纸与“国事”联系了起来，其逻辑推导虽然简单，却也颇具热情。例如吴恒炜的话：“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退，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6）在这里，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受到极大重视，现代报纸得以产生的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则被忽略了，以致对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地位的描述，出现了不少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而带来的差误。

    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是国人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开篇便流露出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这种认识在激进的梁启超那里，变得更走样了：“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7）《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被他们过分夸大，并且所讲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为历史。当西方人开始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的时候，在中国，它却刚刚成为国人的政治理想。新闻学的启蒙者们在认识上，与世界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仅就中国现代报刊的作用而言，也出现了历史错位，当西方从政治报刊时期转入商业报刊时期时，中国的报刊刚刚进入政治报刊时期，并且缺乏相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基础。

    时代背景的异质，决定了政治（图强、御侮、维新等等）在国人的新闻学启蒙中必然居主导地位。王韬、郑观应、陈炽、陈衍等等关于设新报馆、设洋文报馆、西人报馆只准用西字报章的论证，与其说是研究报业，不如说是一种图强御侮的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吴恒炜、唐才常等等围绕报馆的“通”，所展开的通上下（这是主要的）、通中外、开民智、造新民、监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种族等等议论，无不直接服务于维新运动。他们看到了世界大通，却只想到这种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趋势与“国事”的关系，给予现代报纸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责任和义务。

    梁启超的一段论述很典型地表现了一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视角。他写道：“抑今日之世界与昔异，轮船、铁路、电线大通，异洲之国犹比邻而居，异国之人犹比肩而立，故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他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于是乎报馆之责任愈益重”。（8）广大的政治胸怀和昂扬的政治热情，使新闻学的启蒙者们（主要是维新派）把实现政治抱负的期望，相当程度上寄托于现代报纸。“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9）怪不得梁启超要高呼“中国各报馆万岁！中国万岁！”（10）

    新闻学与“国事”如此紧密联盟，除了现实政治的要求外，儒家传统无形中也在起作用。新闻学在国人看来，类似于文论诗话，文以载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因此，在王韬、郑观应、陈炽那里，新闻学只是作为“术”而被部分接受。他们坚决排斥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无保留地拥护中国的传统。“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郑观应），“形而上者谓之道，修道之谓教，......亘千万世而不容或变者也”（陈炽），等等，表达有异，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在维新派的新闻学启蒙者那里，他们虽然几乎接受了与现代新闻学有关的全部政治学说，但中国文化传统的肯定性认识和情感，其心里积淀足够深厚，他们总是想从中发掘、附会与西方新闻学观念一致的适合于“国事”的东西。因此，现代新闻学与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的差异，远没有被揭示出来。就象刚学会外语的人，总要在心里把外国话译成本国语后才能讲出来一样，翻译本身亦是一种“东化”。

    例如西方词汇里的“发言”、“表达”、“嘴巴”、“机关报”等等，总是与一定的主体相连的，不带有被动意味。只在特指一些人或机构，专为别人当喇叭而没有独立意识时，才使用相当于中文“喉舌”一词的概念，如Sprachrohr(德，喉舌)、Mundstock(德，传声筒)、mouthpiece(英，代言人)，等等。也许缺乏与西方相应的词汇，当梁启超在中国第一次将“喉舌”用于比喻现代报纸作用时，即使他很清楚这个“喉舌”不同于西方的代言人或传声筒，但它在中国读者头脑中闪现的只能是本国现实和历史中相应的喉舌模式。何况，梁启超自己对此也是模糊的。“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11）“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12）这里的“喉舌”与政治相联系，是古代“王之喉舌”简单的反向运用，颇有革命色彩，却未能跳出传统的舆论控制观念体系。

    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在百日维新失败后，转而思考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向国人提供了一系列现代新闻学观念。然而，这些观念被模糊和销蚀掉了与儒家传统绝对不相容的成分。就在他最集中论证这些新观念的文章里，报馆的作用被他归结为两条，即“政本之本”和“教师之师”。（13）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观念纳入了中国的“文以载道“的儒家传统中。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现代新闻学观念，后来服务于他的“开明专制”的主张；（14）现代舆论理论，为他教练袁世凯制造舆论以治人提供了思想依据。（15）

    梁启超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一带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尚逃不脱只在政治方面体验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命运。无论如何，这些新闻学的启蒙者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们有关新闻学的论文，不论带有多少中国的传统色彩，毕竟是创造性的。正是通过这些文章，现代新闻学的大部分观念被简单地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梁启超，他那带着感情的笔端所流淌的一系列西方新闻学观点，构成了新闻学启蒙和新闻学创立之间的必要的思想环节。

                       自由意识和新闻学的创立 

    隋唐以来，将文人的绝大部分招纳入政，一向是中国传统的舆论控制体系的一部分，致使中国的文人以仕途为唯一理想归宿，自由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并且多视为叛逆。因而，思想文化的新陈代谢往往只发生在官僚文人阶层（严格地说，中国只有文人，没有知识分子）。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的历史局限，也在于此。只有严复在维新运动高涨时讲过几天“自由为体”，但很快连“自由”一词也不提了，他所译密尔《论自由》一书，出版时改成了《群己权界论》。梁启超对现代自由的理解，竟是“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减”（16）如果说他们缺少些什么，那就是个体的心灵自由 。他们作为洋务派或维新派整体的代言人，其思想是自由的，因而可以激扬文字，讲出一番泰西报纸如何的宏论；而一旦实现个体心灵自由的条件具备了，他们反而要求退回去。于是，五四“新青年”接替了昔日的“少年中国之少年”，24岁的现代大学教授徐宝璜写出的《新闻学》，替代了24岁的末代六品官梁启超写出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辛亥革命的胜利，袁世凯的垮台，昔日仕途的废除，西方文化的刺激，给新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从未有的心灵的解放。他们不象上一代那样生活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场、血亲家族或其他群体，开始有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责任感。这种形势使中国的思想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年--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几年）。五四新文化，其特点若从学术研究角度讲，即在于它补充了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所缺乏的个体自由意识。若没有这种补充，新闻学也许将永远以启蒙的形式被固定在“国事”的卵翼下。“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17）这便是五四新青年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五四时期政治文化领域的风云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阐发的一系列与新闻学有关的政治自由理论，实际上为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和传播铺平了道路。这些论证无一不与人的自我觉醒相关。陈独秀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学术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学术依附于政治。他痛切陈词：“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学者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18）“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李大钊对个体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同样流注笔端。他写道：“自由之价值与生命有同一之贵重，甚或远在生命以上。”（20）“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余故以真理之权威，张言论之权威，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原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21）

    在下面三个问题上，五四时期普遍而强烈的自由意识，在陈独秀、李大钊的论证中表现出思想认识的深刻性。

    第一，对言论思想自由的认识。在他们那里，言论思想自由早已不是梁启超式的宣传口号，而是进行了理性思考的问题。陈独秀说：“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22）“谋个性之发展也“。（23）李大钊也认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24） “此与文化进步最有关系者也。”（25）

    鉴于这个认识的基本前提，他们都主张言论和思想（不是行动）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对言论和思想的强力压制。李大钊写道：“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柔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26）陈独秀也认为：“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27）这种对思想言论兼容的态度,也表现在他们编辑的报刊上.《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对反对意见，不论能够接受与否，只要不是谩骂，均留有一栏之地。陈独秀把它称为“讨论自由之自由权”。（28）

    或许会有人说，难道言论思想自由就不要法律了吗？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思考超出了一般的庸俗之见。他指出：“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基于这种强烈的反省意识，他认为：“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29）他对中国文化的“静”的特点看得很透，因而用西方文化的“动”，对“静”进行了一次冲击。从自身的现在跳出来，站在将来的位置反观自身，永远认为现在需要改变，这种在西方新教传统下才可能有的意识，出现在中国五四新青年中，实在是一大进步。言论思想自由在这里不再纠缠是否允许讲某些话，而是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对比一下马克思的论述，能够更清晰地看到陈独秀的论证与西方文化的联系。马克思写道：“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因为对法律的任何批评都会在公民的脑子里，因而也在他的内心，引起与现存法律的不协调，又因为这种不协调给人的感觉是不满，所以，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30）显然，二者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只是，马克思用这个观点批评普鲁士政府对舆论的钳制；陈独秀则要用这个观点唤起人民认识不具备自身反省机制的中国传统文化。

    或许还会有人说，难道诽谤、泄密的言论也自由吗？李大钊作了回答。问题在于除了诽谤、泄密的明条法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制定限制言论思想自由的法律。他痛切外感到，“世界出版最不自由之国，首推中国及俄罗斯”，从而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及其他几个国家的宪法经验十分重视。李大钊指出：“吾以为关于出版，绝不可施行检阅制度，除犯诽谤罪及泄露秘密罪有明条外，概不受法律之限制，仿各国以严禁检阅制度揭于宪法明文中为宜也。盖是非以辨析而愈明。果其是也，固当使人得是以明非；即其非也，亦当使人得非以察是。”（31）显然，李大钊努力要人们扭转中国传统法制的观念，不要总想着如何用法制限制自由，而要改变思路，考虑宪法如何保障不制定限制自由的法律。在此20年前，郑观应首次提出“善订报馆章程”的朦胧认识，到李大钊这里，这种认识已经变得十分清晰和完全现代化了。

    第二，对自由政治（民主主义）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李大钊多次对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庸俗化理解进行了辩正。许多刚刚接受民主观念的人，常常将自由政治简单地看作“少数服从多数”，并且从这种粗陋的认识导出凡多数人统治合理的结论。李大钊则指出：”愚尝论之，多数政治与自由政治不同。”（32）自由政治的精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公同的认可。”（33）“意谓少数之公认，非迫于多数之强力，乃发于自由之信念，其服从非服从多数势力之自身，乃服从表示公认之方法。”“使多数者挟其意志之总计以制少数，使之意志之一致，愚敢断其徒劳而无功。”（34）他赞同“舆论政治”、“民声政治”这类尊重多数人意见的概念，但一再强调：“切不可由此遽以断定真正平民政治（即民主政治。翻译的差异。--引者注）的基础，亦在多数之强力。”（35） 

    在这场多数政治与自由政治的论战中，李大钊的视点依然是人的心灵自由。如果在多数人的势力和少数人的理性之间选择，他宁可站在后者一边。基于这种立场，他赞同密尔（旧释穆勒）的观点，写道：“穆勒著《自由》一书，于言论自由之理，阐发尤为尽致。综其要旨，乃在谓‘凡在思想言行之域，以众同而禁一异者，无所往而合于公理。其权力之所出，无论其为国会，其为政府，用之如是，皆为悖逆。......’。”（36）“专恃强力的政治，不论其权在于一人，抑在于多数，终不能压服少数怀异者的意思”。（37）在李大钊看来，衡量自由政治的实现程度，不在于看多数人是否享有自由，而在于看少数持不同思想者是否不受压制，因为多数本身已经给予了自己自由。

    对比同一时期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的论述，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李大钊的这个认识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卢森堡写道：“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38）李大钊与卢森堡的思路显然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更学理一些，后者具有直接现实的意义（对俄国十月革命后意识形态政策的批评）。在五四以前的中国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中，象李大钊这样的“自由信念”，是绝不会出现的。

    第三，对党见舆论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论证颇为出色，其要点是区分党见与舆论，反对将党见与舆论完全视为一物。他写道：“党见舆论，亦未可始终视为一物。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展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39）陈独秀本人是有鲜明“党见”的，并且很热心于政治。他提出区分党见与舆论时，谈的虽然是宪政，实际上这一认识贯穿《新青年》前期的整个活动，它使学术研究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并非不过问），促进了各学科在兼容的氛围里得以创建和发展。即使论战中包含一定党见，也绝无后来人们用“两条路线斗争”观察的那样剑拔弩张，而是客客气气，称兄道弟，学术研究高于党见。“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40）

    陈独秀、李大钊的以上论述，对新闻学的创立而言，实际上构成了它的理论基础。这些思想认识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那里，便具体表现为这样一个办学方针：“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41）为培养学生的自由意识,他到校后第一次演说,便要求学生摒弃旧传统的仕途之路，“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新闻学的留学生徐宝璜，便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被蔡元培从《晨报》编辑部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的，同时他还是校长室秘书。若只有五四时期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和追求内心自由的新思潮，而无蔡元培对新闻学的热心提倡，依当时新闻学在国人眼里的不足道地位，恐怕中国新闻学的历史就没有那么长了。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对中国新闻学的贡献，不亚于陈独秀、李大钊在新闻学基础理论方面所做的创造性工作。

    1918年10月14日晚8时，在北京沙滩那座蜚声中外的红楼三层，由蔡元培发起组织、徐宝璜帮助筹建的第一个新闻学术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宣布成立。它“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蔡元培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凡事先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之后。”中国的报纸，“全持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此吾人所以是出新闻学之意也。”成立大会上，徐宝璜作了题为”新闻纸之职务及尽职之方法”的报告。李大钊也到会讲了话。研究会的两位导师是徐宝璜和邵飘萍。1919年2月，蔡元培当选为会长，徐宝璜当选为副会长。研究会还出版《新闻周刊》。

五四以后，中国新一代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如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高尚德，杨晦等，都曾是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作为会员的毛泽东，在研究会听了半年的新闻学课， 他当时对学术研究的认识，反映了五四一代青年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写道：“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我们当以一己之心思,居中活动,如月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42）新闻学研究的响应者和倡导者在认知方向上的一致，使得新闻学的创立极为顺利，没有发生任何学术论战 。这看来是好事，但也潜藏着新闻学经不起摔打的天生弱点。

就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前后，中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在《东方杂志》连载。第二年，该著的第四稿成书出版，书名《新闻学》。几乎同时，任白涛在日本写完了他的《应用新闻学》（1922年出版）第一稿。“几未，学潮勃发，踉跄回归，是为吾书出版之一大顿挫，--在蹉跎复蹉跎中，频频造成与吾书以新生命--易稿--之机会。”（任白涛自序）显然，尽管任白涛没有处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他的新闻学著作同样受到了五四文化精神的强大影响。王拱璧在该书的成书上、胡适在该书的出版上予以了关注。

    蔡元培称徐宝璜的书“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43）王拱璧称任白涛的书是“中国新闻学的头生儿”。（44）孰先孰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的强烈的个体自由意识，使中国新闻学在启蒙以后，没有无限期地等待，获得了一次独立生存的天赐良机。

                          “以新闻为本位”

    中国新闻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创立，其意义在于，新闻学回归到了学科建设自身。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五四新闻学的特点，那么邵飘萍所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是最为恰当的。创立时期的新闻学代表作，主要是以下五部：北方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18--1919年的讲稿，1923年修改后成书出版）和《新闻学总论》（1924年出版）；南方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6年初完成，1927年出版）。无论这些著作的框架设计、论证水平和内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五四开放的心灵使它们具有了相同的视角：将以往睁开眼睛（许多人实际上仅睁开一条缝）看世界，转变为从现代世界交往体系看中国。

    徐宝璜写道：“自交通日便，人类生活日益纷繁日益充实起来，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过国界及政界，故现时报纸不仅应供给本国政治新闻及本埠新闻，即外国大事与社会上之大事，亦应有明了详细之记载也。”同样在谈及现代报纸时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宝璜思考的是新闻传播者的责任，梁启超想到的是政治宣传家的重任。看来，不同的出发点，命中注定了新闻学在梁启超那里最多是“术”，而到徐宝璜那里，学与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稍后出书的戈公振，对问题看得更深一些。他指出：报纸“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内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他的见解已经接近现在关于“地球村”的认识。从现有的资料看，五四时期中国北难的新闻学者并没有学术交往，相同的认识主要是共同的中国时代背景造就的。

    将世界交往体系作为独立的系统来认识，使中国的新闻学者们有可能在新闻学自身范围内为新闻学下定义了。徐宝璜最先作了如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任白涛研究新闻学的初衷如他所说：“学术昌明之现世，凡触于吾人官能者，无一外研究之对象。故使命重大组织复杂之报纸，亦应人类之需要，及圣贤研究之结果，遂于科学位置中，特占一席焉。”对于报学史，戈公振作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任何定义本身都是有缺陷的，这些不同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现实：中国的新闻学已着手自身领域的建设。

    说新闻学应当以新闻为本位，就象说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来说，摆脱政治的旋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如同新闻学启蒙者都把与国事的联系置于报纸作用的第一位一样，新闻学创立者都把传播新闻置于现代报纸和通讯社作用的第一位。徐宝璜列“新闻纸之职务”六项，第一项便是“供给新闻”。他说：“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乃新闻纸之重要职务”。他要求记者认识“供真正新闻之天职”。王拱璧为《应用新闻学》作序亦云：“报纸第一的要务，乃是明确地把新闻记事报告于读者”。戈公振讲得更明确：“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最为真切的是邵飘萍。他认为：“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惟新闻。”在分析各国新闻事业（包括中国，特别是《申报》）发展史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新闻事业从重政论到重新闻的转变趋势：“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指专司采访的记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例如我国之新闻事业，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称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报》，其中只有文章、诗词或小说等类，新闻不过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盖重文辞而未重纽斯之时代也。然嗣后逐渐改进以至于今日，其所谓改进之过程，特在纽斯增加与否以为断。……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尽管在以后的时代里，动荡的世界政治不断地使这一转变趋势中断，以致很多人摒弃了这种认识，然而，从当今信息时代的角度看，邵飘萍的见解显然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新闻总要触及政治，仅仅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不能摆脱政治对新闻的浸润，况且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是过问政治的，都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但是，当他们研究新闻学时，他们是学者，不是政治家。《新青年》在五四时期政治与学术保持距离的传统、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风，使他们在品格上保持了明显的独立性。他们的新闻学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间尚可感觉到微弱的政治倾向。但这时他们讲的是新闻工作的职业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义务。这二者的表现似乎相同，其出发点是迥异的。

    在中国新闻学的启蒙者那里（特别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业与政治是同一个意思，故有“以言报国”、“以言救国”等等表现士大夫气概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讲“吾侪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45）他归纳了“尽报馆之天职”的“八德”，计有忠告、向导、浸润、强聒 、见大、主一、旁通、下逮。（46）这些无不是进行政治灌输的技术。显然，梁启超的“天职”指政治义务，而非职业革命。

    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那里，从事新闻工作和从事政治是有区别的。他们的“天职”之说，认识上已颇有西方新教“天职”（德Beruf, 英calling）的意味（在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的终身使命）。（47）请看徐宝璜：“新闻纸之职务甚重。新闻事业，为神圣事业；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之责任。”“在政府固为不智，然新闻纸即因此畏首畏尾，置职务于不尽，亦为不可。盖为舆论殉，为正谊殉，本为光荣之事”。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在任白涛那里被归结为这样两句话：“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再看戈公振：“为争绝对的言论自由，应先有一种强固的职业结合。纵报馆之主持者以营业关系，不得不屈服于非法干涉之下；而自主笔至访员，为尊重一己职业计，则不必低首下心，同一步骤。果全体认为有采某种行动之必要者，则全体一致进行，宁为玉碎，无为瓦全，......拥护言论自由，室亦国民之天职也。”

    如果作一比较，马克思当年作为《新莱茵报》主编时所持的观念，与他们很相象。他特殊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但在谈到一般意义上的报刊时，立即回到了职业使命的意识上，指出：“报刊按其使命（Beruf）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48）从这方面看，中国的新闻学创立者，已具有相当强烈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中国人的民族责任感，使他们站在反帝爱国运动一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感，使他们要求新闻与政治分开。至少在学理上，他们的处理是适当的。例如区分新闻与言论，徐宝璜写道：“只有事实，可成新闻。事实登载后，阅者自然自有主张。今将记者之意见夹杂在内，脑筋简单不能识别者，无不被其迷惑，以意见为事实而失其主张之自由矣。即能识别者，须于长篇中寻出五六行之新闻，亦觉太不经济矣。此亦应纠正者也。”再如政党记者处理新闻与党义的关系，邵飘萍写道：“政党记者虽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责任则与普通外交记者同，不宜自忘其职务。......以党义为第一，而新闻之职务仅视为第二，乃非常错误者，不可不力戒也。“

    戈公振的分析较为深刻些。经过一番历史考证之后，他说：“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但一切事物，其最初所定之目的，未必完全不变，有时且发生预期以外之结果；且其作用之特色著明时，往往误认为原质之特色。不过作用之特色，并非永远不变，乃附带而生者。故恒存之特色，不能不加以承认。”从这种认识出发，他承认报纸有发表意见的功能，但同时指出：“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定色，乃附带而生者。”正是从新闻与言论（政见）的区分上，戈公振看到了报纸的共通性，进而得以肯定报业作为一种职业的独立存在。

    或许有人会说，五四时期的新闻学者们不也在呐喊代表舆论、制造舆论吗？的确，徐宝璜为新闻纸之职务开列的六项中，第二、三项便是“代表舆论”和“创造舆论”，但在理解上他与新闻学启蒙者的差异很大。对代表舆论，徐宝璜解释道：“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著论立说，代为发表之。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无愧矣。”在他看来，代表舆论的职责是严肃的，而非狂热的政治自信，便可问心无愧地将任何自己的意见宣布为舆论。对“创造舆论”，他讲了三点：第一，登载之真正新闻，和盘托出事实，让阅者判断，形成舆论；第二，访问专家名人，请他们发表意见，供国人参考，唤起正常之舆论；第三，发表精确之社论，对新闻给予解释。为此编辑必须“有纯洁之精神，高尚之思想，远大之目光”。只有第三点与以往的“制造舆论”有相似之处，且加了许多限制。可以看出，无论“代表舆论”还是“创造舆论”，徐宝璜都是强调以新闻、以事实为本位这一前提。

    到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舆论”这种表达。他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谓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哭泣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音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有架子而非伪造。”他不仅从“天职”、从“新闻本位”来说明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并且看来已按捺不住对伪造舆论的愤怒。也许“留音机器”的说法讲得有些过头了，但那个时代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却是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少有的。“重视本业，勿务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天职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诚之言，并非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呼唤，而是五四一代新闻学者的共同心声。

    如果能够理解他们的话，那么就不应过于责难（用“阶级斗争”批判）他们对官报和党派机关报的厌恶，也不要指望在他们的著作里会有很多当今作为政治术语流行的“舆论监督”（有，但不多，是从新闻职业角度谈的）。他们通过对新闻学的倾心和热爱，来表达对人类精神交往进程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思想者，所思考的问题超越阶级和党派，也超越国土。 

    例如邵飘萍，他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新闻纸的 出现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关系、新闻纸如何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问题的论述，显然已超出纯粹新闻学的业务研究范畴。他在《实际应用新闻学》里还谈及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写道：“政治新闻与社会新闻，特方面之不同，其价值并无差异。若扩充社会之意义言之，则政治亦社会中所具现象之一。社会可以包括政治，政治不能包括社会，可见范围之孰大孰小。故推测人群进化之趋势，将来殆只有社会问题而无所谓政治问题。”如果说圣西门预见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可以被恩格斯称为“天才的远大眼光”（49）的话，那么，并非社会学家的邵飘萍能够预见到未来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新闻将包容政治问题和政治新闻，至少够得上思想深邃吧！

    再看戈公振，他所论证的报纸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颇为精彩：“盖报纸者，人类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会为有机体之组织，报纸之于社会，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滞，则立陷于死状；思想不交通，则公共意识无由见，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则各个分子之意见与消息，可以互换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工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报纸与人生，其关系之密切如此。”把现代报纸比作人体血脉，国人早已有之，但从人类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只有五四新思潮能提供这种条件。试比较陈衍的论述：“报馆盛行于西国，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使无为病夫也，亦将使四国之望吾气体者，不敢视为病夫也。”（50）尽管当时的国势已去，但顽固的天朝心态和感觉到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结合，大大妨碍了中国新闻学启蒙者站到人类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现代报纸，于是，报纸的通血脉作用只能用于扬国威了。

    同样出于对人类精神交往的关注，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们珍视言论出版自由，容不得任何对“天职”的横蛮干涉。例如关于新闻与法律，邵飘萍的主张是：“余个人颇觉，关于新闻纸之特别法为不可少。惟必须由新闻界联合一致，以要求立法机关制成保护之法。庶几新闻事业之地位，可以益臻于巩固。既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侵凌，更不受司法机关引用刑律之蹂躏，则言论界之尊严，方为一般社会所认识”。戈公振的主张与李大钊五四时期的看法相同，他分析说：“我国宪法应仿美国先例，以绝对自由条文，明白规定于宪法中，删去言论自由项下‘非依法律不得限制’，而加入‘人民言论出版自由不得以法律限制’一项。夫所谓绝对自由者，非绝对不受法律之制裁也，实不受专为言论出版而设之法律之制裁耳。”显然，仅仅是论证的角度不同，造成了相反的意见，从中可以感觉到的是他们共同的要求尊重新闻工作规律的愿望，以及对心灵自由的热烈追求。

    我们不妨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按照传统的认识，这不过是照搬照抄西方或者说：“西化”。其实，直到五四时期，中国的新闻学才从“东化”转向”西化“。但这时用简单的“东化”、“西化”无论如何说明不了问题。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应当理解为一种文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表现为两种文化的渐进的交流和影响。新闻学创立者对西方现代新闻学都很熟悉，徐宝璜留学美国，任白涛、邵飘萍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戈公振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英、德、日文著作）的第一人。他们同时又都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从业者，其中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西方的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是创立时期新闻学的特色。

    中国本没有新闻学，如果仅仅因为中国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来自西方而责难它照搬照抄，无异于在孩子出生之前窒死他。问题在于，中国的新闻学是否做到了蔡元培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所讲的，总结“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从而“归纳之而印证学理”。通览初创的五部新闻学著作，除任白涛的“中国特色”稍嫌不足外（因为他在日本写的），其他四部都完全做到了现代新闻学原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新闻工作实践的融会贯通，其结构设计和论证形式都是中国式的（正名、起承转合等等），绝大部分例证也都是中国新闻工作（包括作者本人）中已发生的，每部著作在新闻学的一个领域构成了独立的结构体系。他们从外部汲取了足够的有关新闻学的信息，以我为主，俯视一切，充满自信地进行着创造。

    具体说来，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这在戈公振身上表现尤为典型。他的《中国报学史》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仅一万余字，提及的参考书和文件（中国的不计）就有英、德、日三种文字，22部（件）。整篇绪论的论证方式、思维结构，则基本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

    就系统的新闻学著作的结构体系而言，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不仅不落后，而且处于世界先进之列。对英文版新闻学著作很熟悉的徐宝璜，在他的《新闻学》自序中已讲得很清楚：“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成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无一见也。本书虽仍不完备，然对于新闻学之重要问题，则皆为有系统之说明；而讨论新闻纸 之性质与其任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从戈公振1925年提供的当时世界上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闻学著作的篇名看，情况确如徐宝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评价并不过份。《新闻学》虽然仅六、七万言，但从理论到实践，从业务到经营，包括前辈国人从未论及的通讯社，都有所论证，自成体系，做的确是开创性工作。特别是从心理学角度对新闻价值的分析，相当出色。看来，对中国新闻学当时在世界新闻学的地位，蔡元培1919年的看法是公正的，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日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51）

    不少人认为五四是中国文化的断裂，但至少对新闻学来说，是裂而不断。新闻学的创立者们是站在新闻学启蒙者和洋人的肩上进行工作，因而象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之类已经讲过的问题，虽然是他们著作的理论基础，但都一带而过。他们的任务是回归到以新闻为本位，进行纵深研究，于是有了关于新闻定义的几乎带有学究式考证的论证，有了关于新闻价值的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分析，有了对新闻商品化生产的讨论，等等。然而，在他们的著作里依然留下了新闻学启蒙者的某些认识痕迹。例如徐宝璜的《新闻学》开篇引证松本君平（他把新闻学看作政治学的一部分）的话，对报纸政治作用的描述显然有夸大的成分；新闻纸职能中“提倡道德”一项，也显然是中国伦理化社会的产物。即使在倡导新闻学的蔡元培那里，当他为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题字时，也免不了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清议”传统，写道：“飘萍先生立德立功立言”。

    最近的一些文章，责备五四缺少对“毕先生”（business)的重视，这在总体评价上也许有道理，但对新闻学来说，重视新闻生产的商品化，却是中国新闻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处上海的姚公鹤，在他的《上海报纸小史》中就已意识到商品经济的发达与报业独立的关系问题。新闻学的创立者中，徐宝璜和任白涛同时又是经济学家，邵飘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报业经营者。新闻事业的独立地位与它的经营形式几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在他们当时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涛提到，但没有设专章）专章谈报业组织、广告、发行、纸张、印刷等等经营问题。戈公振甚至用数量分析方法具体解剖了几家中国大报纸的经营情况。这一历史，也许经过近几十年对“毕先生”的讨伐，在人们的选择性记忆里已经被筛掉了。不仅如此，整个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在人们的记忆里还留下多少呢？

    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可以视为五四时期新闻学的终结。就在这部著作的最后几行，作者对世界新闻事业进行了三点预测：一、“日趋于平民化”，即信息日益为最广泛的大众所普遍享受。二、“日趋于艺术化”，即 新闻事业的各个方面，日益都要作为科学供人们研究。三、“日趋于世界化”，即新闻事业日益推动世界文化的形成。当然，新闻事业本身亦即这一文化的组成部分。“准斯三者，以观往来，测将来，则于报学，思过半矣。”从现在的眼光看，这是天才之见。然而，它被埋没了，一种无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自豪感埋没了它。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现代新闻学是对现代新闻事业的形而上的思考，而现代新闻事业产生于15世纪开始的世界交往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商品经济要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52）的本性，大大刺激了新闻事业的迅速崛起和新闻学的诞生。然而，中国是在大炮的威胁下被迫纳入世界交往体系的，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并不植根于自身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人的内心自由和个性发展的环境，中国新闻学诞生了。尽管这是一种中西方文化融会的产物，且有创立者自身丰富的中国新闻工作实践为依据，但日本新闻学著作对中国的新闻事业所发生的作用，却几乎等同于在沙漠中布道。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撑着中国现代报刊的主题，魁儒硕士，声光炳然，连反对政治与新闻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动之际亦称赞它们“乃报纸之正轨”。辛亥革命以后的报刊，在失去政治斗争目标后，不适应新闻生产商品化，资本主义的新闻生产方式一到中国便走了样，无聊文人充斥报业，新闻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宝璜疾呼报纸“走入迷途”，邵飘萍痛感中国报业“幼稚腐败”。戈公振对问题作了一些分析，指出：学以为仕的传统仍在起作用，许多人视报纸为做官的“过渡宝筏”；一些文人玩政治，投机心切；军人政客利用报纸，混淆舆论视听，等等。但他与学术同行们一样，除了用“学理”去呼唤人们的良知外，别无他法。显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学要在中国站稳脚跟，必须等待中国新闻事业经过不可逾越的商品经济的历史炼狱。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著名新闻记者的血，在中国唤起的是新的政治上的觉醒，而不是新的对新闻学理的倾心；中国多数新闻从业者从中领悟的不是抗争，而是新的禁忌。现代形式下的传统舆论控制观念体系，几乎没有声响地吞没了独立的现代新闻学意识。

    当救亡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时，从事思想启蒙的一代新青年们，面临着道路的选择。经过了许多尝试，陈独秀、李大钊等曾给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提供基础理论的风云人物，接受了既有乐观的远大理想和具体的改造方案，又有革命的战斗精神和严格的组织原则的思想理论--马列主义。他们来不及对以往的思想启蒙进行从容思考，迅速从学理研究转入了纯粹的政治斗争。中国新闻学的四位创立者中三位早逝，如果在选择道路的时候他们都在世，根据各人已有的思想发展趋势，邵飘萍和戈公振也许会最终接受马列主义，而投入救亡和革命运动；徐宝璜也许会和任白涛一样，在中国新的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夹缝中，继续从事新闻学研究和教学。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其学术良心大多要求保持超然和独立，但不得不依附于国民党而生存。这一时期（1949年以前），他们出版了二、三百部新闻学著作。尽管他们的工作产生的影响很小，但就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他们的工作应该得到积极的肯定。

    随着中国政治出现新的两军对垒，具有独立品格的新闻学消失了，新闻学的主题在一个新的认识层次上由政治统帅了。如果用一句话表达这以后的新闻学的主题的特点，那就是向忠发1930年讲的“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53）许多很新鲜的关于新闻学的概念，都源出于这一看起来颇为简单的定论。新闻学主题的转变，其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的政治斗争，另外还有更深层的传统文化因素、中国新闻事业与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错位因素等等。这里无法展开，只就五四时期的新闻学观念转变到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一些过程特点，作一分析。

    承接五四和新的革命斗争时期的李大钊，其思想变化很能说明新闻学主题转变的特点。李大钊对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是很关心的，他先后参加过1918年和1922 年北京大学两个新闻团体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