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进行自动调节的这一自由主义观念上。马克思主义也因此从一种革命理论，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和物化分析。它留在二十世纪流向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所生产的有机意识形态这一观念，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布迪厄的‘国家之贵族’、‘象征暴力’，法兰克福学派、勒布夫、Guy Dbord, Agnes Heller的物化分析、日常生活现象学、商品的逻辑和价值象征理论，Maurice Godelier, Jean-Joseph Goux, 或Castoriadis， 波依雅的被金钱和法律之语言结构化的社会想象空间分析。〖巴利巴，《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上，78－9页〗这是我们在当代看新左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对抗所需的一个历史地形图。 C. 民工问题背后隐藏着中国未来的所有种种暧昧的身份问题，这种人民内部矛盾连接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男女分工、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对立、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对立、中国还未有机会真正露脸的民族主义和种族 主义的各种面相 民工和下岗工人问题，根本上是一个劳动阶级的分化、无产阶级化中的进一步等级分层的问题。在中国，这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成为各种资本力量的工具，通过其各种计划经济时代的僵化政策，去进一步强化这种阶级分化和差异的问题。民工问题是活着的当代人为一个已经死去的时代的政治继续付出代价的问题。巴利巴：阿尔都塞使我相信，劳动阶级的分化不是一个第二位的和剩余的现象，而是今天的各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特征，它们决定着各种革命性转变和社会变革所需要的日常组织的立场角度。毛主义者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之后剩下的，我看是这样一种眼光：‘社会主义的生产模式’在现实中构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倾向之间的不稳定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重新在其社会主义国家里引入自由主义的二元论：国家与公民社会、政治与经济、市场经济与阶级斗争脱钩，后者达到自治，并将过程中的所有问题，推诿成‘进步本身之矛盾’，进步成为其意识形态。这种强大的国家装置和自治的个人经济行为之间的幻想中的完美结合，成为我们时代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式社会主义（capitalist socialism）’，而这是马克思曾那么反对的自由主义? 邸！肌吨帧罚希?－3页〗 从统计上看，从来没有超过一半的劳动阶级被无产阶级化。工资劳动者更多的总是仍处在半无产阶级的家庭中。这种家庭除了工资收入外，总还在生产另外的真实收入：比如说生产家庭自我消费品，或在本地销售的产品，或任何能降低最低工资水平的剩余价值的劳动。〖华勒斯坦，《历史性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文明》，同上，27页〗。中国的农民和民工是最典型的这种半无产阶级。中国的民工现象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的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家降低基本工资，降低成本，增加积累的一种手段。剥削民工不光是剥削民工本身，也顺带剥削和掠夺了民工的家庭，他们在城镇拿到的最低工资里，已被扣除了同时对他们居住地的妻儿老小的未被国家化、体制化的劳动的剩余价值的篡夺！‘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and immediate ways for work forces to increase real income has been the further commodification of their own labour. …One of the major forces behind proletarianization has been the world’s work -forces themselves. They have understood, often better than their self-proclaimed intellectual spokesmen, how much greater the exploitation is in semi-proletarian than in more fully-proletarianized households. ’〖同上，37页〗民工现象在中国决不是特殊的，它在我们的国民经济里成了一种结构性的需要，也就是说，民工这种社会身份是我们的国家‘生产’出来的。民工这种社会身份的设定，是一种更大剥削的需要，是国家、资本和资本投资者的需要，将被不断维持。象户口，临时居住许可这种强制性的国家对公民的搬迁限制，对壮劳力与其余家庭成员之间的分离或远距离隔离，都是国家与资本结合来控制劳动力，降低最低工资标准的阴谋（一个有民工这样的阶级来生产超额利润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市场，也只不过是：a set of rules or constraints resulting from the complex interplay of four major sets of institutions: the multiple ‘nations’, ;whether fully recognized or struggling for such public definition ( and including those subnations, the ‘ethnic groups’), in uneasy and uncertain relation to the states; the classes, in evolving occupational contour and in oscillating degrees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income-pooling units engaged in common householding, combining multiple persons engaged in multiple forms of labour and obtaining income from multiple sources, in uneasy relationship to the classes. 〖同上，64页〗这个市场里包括了家庭劳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义式社会主义市场！）。从长远看，民工现象也是国家为了逃避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一再推衍对绝大多数的公民的平等的福利权利和要求的计谋，强制家庭成员为其余的成员负某种福利责任。〖参看同上，52页〗 而另一方面看，民工的身份划定又是各种资本力量不断通过政府和国家政策和力量强加它的反平等的再分配的途径。民工问题是国家长期对农民，对于农村的以土地为根的劳动力储备的无情掠夺和毁灭性开采、掠夺的残酷的继续。他们是半无产阶级，但看上去又有点象国家的半奴隶！ 可是，对于农民和民工来说，‘阶级斗争无从说起’，本质上，斗争总是在‘资本积累者’之间进行，这是国家和资本家高兴看到的；阶级斗争总成了有产者之间的斗争，农民、民工和其它半无产阶级总是先已被晾在一边。〖同上，63页〗在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群众这两个概念从来没有被重视过。无产阶级的名头下，仍有各种被强行划定的二等三等身份，民工这个身份是最新的一个捏造。在1949年到现在的国家资积累中，人口中90％的人作出了牺牲，有时是不吃不喝（而这本来也是很好的扩大内需）地来搞‘社会主义’的经济，还要叫由无产阶级落魄为群众的人民去搞阶级斗争，而实际上，这早已是农民和城市福利阶层和国家官僚之间的阶级斗争了。中国的农民和民工过去没轮上过阶级斗争，将来要轮上看来也玄。‘说实在的，历史上，有产阶级是唯一有过的阶级’〖巴利巴，《群众、阶级、观念》，同上，94页〗，阶级斗争只发生在有产阶级之间；中国农民和民工面对的永远只有种姓、秩序、户口、临时居住证、盲流遣送……。 但每一种社会身份都以其余的所有身份为上下文，它反映了一个社会在某个时期的社会价值、行为规范和集体象征。‘民工’真实地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当代生产关系实质，其制度环境不改变，民工问题就不会消失。我们可以自问：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其实有多少条政策、法规、内部边界，在阻止一个农民按真实的市场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农民身上的劳动力不也象他们生产的粮食和棉花一样，由于国家的无论多么好心的干预，而得不到其合理的市场价值？民工自己的劳动力商品象他们丰收和粮食和水果一样，在各种资本力量垄断的市场中被倾价恶销掉了。 现在，我们总算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什么需要民工：1. 他们灵活可变，不需要为其将来的发展或养老保险先期支付什么，总之是不用为所有非利用劳动时间预付租用费；2 .可根据投资者的成本考虑任意重新再置，重新布局、部署 ；3.可通过拖欠、克扣、非货币支付手段等来降低劳动力成本（民工家庭的临时和本地生产实际上是对民工基本工的一种‘补贴’，是在间接地为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作贡献！）。全世界80％以上的人口在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资本积累者在这一人口里又细细分出等级、内外，在各边界和分层的地方设置那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干部，来保障其积累的顺利进行。〖华勒斯坦 《种》，同上，108页〗在民工问题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比现有的资本主义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残忍的社会主义策略，民工问题是它制造的阶级差异、阶级等次增生的一个例子而已，民工现象一定已蔓延到了我们社会中别的阶级分层上了。 国家是制造国家内外的各种边界，尤其是国内的、甚至是市场内的各种内在边界（innere Grenzen， 费希特）, 看不见的边界的作蛹者。无论是一个偷渡到美国的福建农民，还是一个到北京打工的甘肃民工，他们的头将一而再再而三地撞到同一堵国家所拦着的墙上。可怜他们自己就是国家用来造成各种内在边界的桩柱！这样的新劳动阶级连无产阶级都不是，他们过的是一种‘非生活’，一种‘有待去过的生活’，他们的‘家’，只是一个几乎是家的‘家’。〖巴利巴，《政治与其它场景》，Verso，2002，83页〗获得最高的工资价格的总是携带着继承性、积累性物质和象征资本的中产阶级教育体制里制造出来的男性劳力，一路下来就是民工、女工、童工、难民、等等这样的身份等级。民工问题牵连到的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无限地制造新的阶级差异、身份差异和工资差异的一大串问题。 所以知识分子的关心民间疾苦，为弱势群体主持正义，一下子变成一个棘手的事。它事涉农民、民工、下岗工人、妇女劳动、童工、外企、私企职工等群体的利益与得益之间的冲突问题了。各种资本力量将会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制造出新的阶级差异和阶级苦难，我们知识分子想去关心都关心不完。而且，我们知道，这些群体之间的利益又是相互冲突的。一遇到这些问题，国际劳工－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所有经历过的问题和斗争，又得在中国重演一遍：工会、劳动权益保障立法、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基本社会保障……所有的社会立法问题都滚滚而来。知识分子的关心，还存在一个是否关心得公平的问题了。而且马上又有一个能否去关心得称职的问题了，有没有资格去关心，其关心的合法问题，同时出来了。 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职能机关，是要帮助人民找到他们自己的真正命运，黑格尔在《权利哲学》里这样说。马克思也说到，劳动分工真正起源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之时。……从那时起，意识真的可以自诩不只是对现行实践的意识，，它也真正反映了那并不反映任何真实的东西的东西。〖《德意志意识形态》，C. J. Arthur英译，伦敦，1970年，51－2页〗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者，为某一主导阶级制造借口和幻觉。马克思称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主导阶级的‘积极的概念意识形态分子’。为了掩盖自己的这一身份，我们知识分子总是将自己神秘化，不肯让人知道我们能制造出那些意识形态，是 因为我们处在某种生活方式、我们的历史特殊性、我们的职业思考方式等等所致。‘理性‘、‘自由’和’‘人类’这样的字眼使我们误认为自己 是无阶级的，是高于别的一切社会实践的。〖巴利巴《政治与其它场景》，同上，50－51页〗换 句话说，我们不自觉地用我们的知识、话语替国家和各种资本力量生产、维持着各种阶级差异。所以，你想想，让国家知识分子去讨论和解决民工问题将会是一种什么后果！在民工争取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个平等阶级的过程中，民工这个阶级里自己会生产? 觥斗肿印次谧炒蠊讨姓嵛幕匀ǖ模鹄嘉魉担云浼际酰枷肟勺庥眯岳次曳竦闹斗肿樱霾皇敲窆っ堑耐耍?BR>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是通过拉弄市场过程中的各个关节上的‘干部’来维持自己，知识分子怎能挡得住这种拉拢？〖同上，147页〗民工和农民是在物质上和社会生活上最吃力不讨好的阶级，他们被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市场等级的不可避免，被市场规律和来自工头和老板的强压。但也正是中产、小资知识分子拼命制造着关于进步的意识形态，关于美国梦、阿信的故事，用既爱国又改革的新时代精神这样的意识形态去麻醉水深火热中的劳动者。如果有民工参与的阶级斗争，那也一定存在于民工和农民与各种市场‘干部’、知识和脑力生产之间。在未来，我们的各种 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辩护想绕开这个农民和民工问题，将是难上加难，知识分子要做成知识分子，也将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是极不负责任的，不光是一般所说的对民间疾苦的冷漠，而且也因对权力平等这一中产阶级革命理想即自由主义核心原则的漠视，而延误了对市场过程中的国家合法性基础的求证，这一点甚至都能证明他们并不是自由主义者。
